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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曲文化源于西部
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最先發展起來的區域，秦、漢、唐、宋是戲曲文化形成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在以長安為中心的中西部地區。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這里交匯、融合，促進了戲曲文化的成熟和發展。先秦歌舞、漢代百戲的發展孕育了唐代的參軍戲和歌舞戲。從唐代就發展起來的說唱藝術在宋代有了很大的發展，產生了諸宮調這樣一種具有很強敘事能力的說唱藝術，它與歌舞戲相結合，產生了完整的戲曲形式宋金雜記。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滅六國后在關中建宮室一百四十五處，將“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集中了女樂倡優萬余人。從陜西臨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秦樂府鐘”可知，秦時就設立了專管樂舞的“樂府”機構。在上林苑宮殿，出現了“車行酒，騎行靈，千人唱，萬人和”（《三輔黃圖》卷一）的壯觀場面。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時出現了裝扮人物的俳優表演。《史記? 滑稽列傳》載：一次，秦始皇設宴慶壽，忽下大雨，大臣們皆居宮內，衛侍們站立欄外雨地。有一個名叫優旃的滑稽戲演員當著秦始皇面說：“你等比我個子高有何用處？我雖矮，但還可以在宮內避雨，你們雖高卻站立雨中！”始皇聽后，即令武士們站立欄內。秦二世要油漆長城，優旃佯裝贊同這一荒唐的主意，然后又奏請秦二世考慮，城墻油漆后，供晾干油漆的蔭室比長城還要大，怎么搭蓋？秦二世聞之，只好笑而作罷。當時的滑稽戲演員，除了表演一些滑稽可笑的娛樂節目外，還利用說反話進行“詭諫”。可惜后來的史學家們，只從政治的需要出發，記錄了他們“詭諫”的事跡，而沒有記錄他們演出滑稽戲的內容。
漢滅秦后，經過“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發達，國力強盛，歌舞百戲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鼎盛時期。漢代繼承秦時設立的“樂府” 體制，廣泛搜集民歌。長安成為全國歌舞百戲演出的中心。據張衡《西京賦》記載，在長安演出的歌舞百戲達數十種之多，規模宏大，京師“三百里內皆來觀”，盛況空前。在宮廷和京師歌舞百戲的影響下，陜西各地歌舞百戲也蓬勃興起。新中國成立以后，陜北榆林地區各縣出土了六百多塊漢代畫像石，其中反映出的歌舞百戲有：鞬鼓舞、七盤舞、相和歌、可采蓮、巴渝舞、白纻舞、跳丸、投壺、六博、幻術、擊劍等。綏德漢墓出土的一塊“七盤舞”畫像石，上有一鼓八盤，分三行排列，舞者著長袖羅衣，登盤表演；另一舞者頭戴尖頂帽，為侏儒形象，似在插科打諢，作風趣表演。
漢代的歌舞百戲，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張衡《西京賦》中記載的《總會仙倡》，已經把音樂、歌唱和舞蹈融為一體的綜合性節目。在一個仙山巍峨，岡巒起伏，奇花異草吐艷納秀的藝術氛圍中，扮演豹羆的演員戲豹舞羆，扮演白虎蒼龍的演員吹打奏樂，扮演娥皇和女英的演員坐而長歌。一曲未終，演出場景便發生了突變：云起雪飛，復陸重閣，轉石成雷。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在三輔地區還產生了有人物、有故事情節、有化妝表演的“角抵戲”《東海黃公》。它的演出有人與虎斗的角力表演，塑造了黃公這樣一個悲劇性人物。漢武帝將這出民間“百戲”搬進宮廷，經常在平樂觀演出，并以此招待“四方來賓”（見《西京雜記》）。角抵戲《東海黃公》已經具備了戲曲的雛形。1954年西安白家口出土的西漢舞俑和比鄰陜西的河南南陽出土的漢畫像石鼓舞、角抵戲《黃帝戰蚩尤》、《東海黃公》等展現了漢代歌舞百戲的風采。
魏晉南北朝時期，西魏、北周等王朝在長安建都，歌舞百戲在前朝的基礎上又有發展。據《周書?宣帝紀》記載，西魏文帝大統五年（539年），太廟初成，四時祭祀，都有俳優角抵演出。北周宣帝，廣召雜技，增修百戲，并征集散樂在長安演出。除節日大型演出活動外，他平時還“魚龍爛漫之伎，常陳目前”。 《北史?周本紀》記載，靜帝于文闡大象年間，曾“大陳雜戲”于長安，“令京城士庶縱觀”。1953年西安出土的南北朝時期北魏女樂俑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陜西的樂舞提供了形象資料。
隋唐時期，首都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之一。中原和西域的各種技藝薈萃長安，歌舞百戲出現了新的高峰。唐王朝為了滿足宮廷娛樂的需要，在長安設教坊、梨園，教習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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