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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地名都是當地居民在社會生活中給地理實體所起的名稱。每個地區的居民生活在相同的文化圈內，他們所起用的地名往往反映當地的文化特征和居民的心理特征，所以從沿用至今的地名中可以透視古代的文化。陜北地名及其文化內涵是極其豐富多彩的。本文只擇其要討論其中三個方面的問題，就教各位同好。
一、陜北地名與陜北古代民族地理
陜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繩結區域”。從商周時代起，鬼方，獫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盧水胡，鮮卑，氐，突厥，黨項羌，女真，蒙古，滿等少數民族先后以戰勝者的雄姿，走上這塊歷史舞臺，從而演出了一幕幕歷史壯劇。陜北成為華族（漢代以后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在陜北形成了以秦漢文化為主體，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數民族文化的獨特文化個性。秦漢以前，陜北一直是畜牧區。西漢以后，農耕業才大量發展，成為半農半牧區。一直到隋唐時期，陜北南界的黃龍山仍然是農耕區和半農半牧區的天然分界線，這種狀況在宋代以后才逐漸有所改變。從陜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殘留在征服者的語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實記錄。
由于歷史變遷，陜北許多地名演變較為復雜。各民族的遷徙雜居造成有些地名至少包括三重層次：少數民族語言地名，漢語方言地名和漢語書面語地名。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語言地名產生較早，可以稱為“底層地名”。發掘研究“底層地名”可以了解掌握古代少數民族的地理分布。
這些地名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用少數民族語言命名的地名。如延安，延長，延川的某些地名就與“稽胡族”有關。
“稽胡族”在北魏稱“山胡”，北周稱為“稽胡”。歷史學家認為“稽胡”為南匈奴的一支。匈奴自東漢初分裂為南北兩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大漠南北活躍了三百余年， 其后又在中原地區活躍了二百年，給中國歷史以較大的影響。匈奴人的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自七、八世紀以后，匈奴語已經成為一種死的語言。”現有的匈奴語匯是由兩漢時人用漢語音譯保存下來的，其能依據文獻探求語義的只有幾十個。延川縣文安驛，北魏時曾設文安縣。《太平寰宇記》載：“魏置文安縣，以稽胡為淳，取‘文德以來安’之義。宜川縣有庫渦川、延安的庫利川、延長有渭牙川，便是以匈奴語庫渦、庫利、渭牙，加漢語通名“川”命名的。
庫渦川：《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五丹州宜川縣載：“庫渦川在縣西北二十里，從云巖縣界入，合丹陽川。《圖經》云‘川南是漢，川北是胡。胡漢之人在 川內共結香火，胡喚香火為庫渦，因此為名。”現宜川城北二十里有交里川，北川自云巖界入，于交里鄉政府駐地處合交里川，即庫渦川，再與西川匯合后名仕望川，即丹陽川。至今宜川方言把點香的香爐仍稱作庫渦。宜川縣黨灣鄉古土村當地老鄉讀 kutuo，疑是庫 。
庫利川：《太平寰宇記》卷三十六延州臨真縣（按今延安臨鎮）載：“庫利川在縣北一十五里，按曷雞川耆老云：‘土地沃壤，五谷豐饒，胡稱貯舊谷為庫利’。”現宜川縣云巖河即庫利川。《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陜西省》自然地名河流“云巖河”條下詮釋：“古名定水、黑水。又稱汾川河、庫利川。臨鎮以上谷寬在１２０＿＿５４０米之間，臨鎮至新市河多跌水，谷寬展至４００＿＿７００米。 ”又自然地名“陜北高原”條下云：“陜北高原的河流多注入黃河和渭河，其干、支 流的中、上游段多寬川地，是黃土高原的‘米糧川’”。
渭牙川：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五丹州云巖縣：“渭牙川在縣北二十五里，從西延州延長縣來，五十里入延州門山縣，川內有水木，稽胡喚水木為渭牙，因以為名。”現宜川、延長分界水雷多河即渭牙川。《宜川縣志》（清乾隆本）：“雷多河，一名澤涇水，又名渭牙川（在縣并一百二十里），源出延長縣屯兒灣山岔。 ……陜西通志云：‘澤涇水即渭牙川也’。”延長縣有可也村，宜川云巖鎮境內原有可野寺。“廢可野寺在（云巖）縣北一十五里，故老相傳劉薩河（為稽胡人）坐禪處。稽胡呼堡為‘可野’。四面懸絕，惟北面一路通人也”。（《太平寰宇記》） 從這些“底層地名”中，我們可以掌握稽胡族在陜北分布的大致范圍：即今延川文安驛以南，宜川仕望河以北，延安市南泥灣以東的長條地帶。
陜北靠近內蒙古的縣市，地名命名來自蒙語，受蒙古族影響較為明顯。如含有“海子”（海則），“敖包”（阿包）的地名：忽代海子，大海子（榆林）；巴達乃海子（靖邊）；昌汗敖包（榆林），大阿包（神木），敖包焉（府谷）等。蒙古人把湖稱為“海子”。《元朝秘史》中把今天的貝爾加湖與呼倫湖，稱為“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蒙古族是馬背上興起的民族，它們對馬的區分很細致，但漠北缺水，對水域的語言非常貧乏，只用兩個詞匯“海子”（納語兒）和“河”（沐漣）統稱。敖包，蒙語“堆子”的意思，以石塊堆積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標志，后來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動的地方，這些地名沿用至今，是陜北多民族文化在地名上的一種反映。另外 如西楚霸王項羽曾立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故址在今延安市以東），黃陵縣西漢為翟道縣，可見春秋時白翟族活動的范圍。吳堡縣，魏晉時，匈奴族人赫連勃勃筑“吳兒城”，安置從關中俘來的軍民（吳兒）。宋時，黨項羌又設“吳堡寨”。
二是以少數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
歷代兄弟民族所用姓氏，原先絕大多數是雙音、三音。其中有所謂“代北復姓” 和“關西復姓”。代北泛指漢晉時期代郡和唐代以后代州以北的地區，這里長期居住過北方少數民族。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今陜西、甘肅等地區，也是北方少數民族錯居雜處的地區。今陜北洛川、宜川、富縣、延長就有不少以北方少數民族復姓命名的地名。
如羌族，現代的羌族分布在四川阿壩，而古代羌族分布的地區要廣闊得多。西漢含羌字地名有：羌谷水（涼州，張掖郡），羌道（涼州，隴西郡），羌水（涼州，隴西郡）。這些族稱地名分布區相當于現代的甘肅西部和南部，青海東北部和四川北部。陜北富縣有羌村，唐詩人杜甫避難之地。富縣羌村地名，說明至少在唐以前羌族人在陜北就活動過。事實上在陜北地名中與羌族有關的還很多：
同蹄：洛川縣舊縣鎮有上銅堤、下銅堤，其中“上”、“下”為漢語方位詞，“銅堤”乃“同蹄”之訛，是歷史上羌族的姓氏。《廣韻•東韻》：“同，齊也，共也，又羌復姓有同蹄氏。”《洛川縣志》：“前秦（３５０—３９５）洛川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舊縣鎮銅堤村、永鄉當川村、京兆鄉彌家河村等即為當時的羌族村 落.銅堤乃同蹄之訛。現存于菩堤鄉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靈泉院碑》仍作同蹄村。”
鉗耳：富縣鉗二是鉗二鄉人民政府駐地。“鉗二”是“鉗耳”諧音訛誤。 （富縣“耳”讀上聲，調值為高降調，與普通話“二”同音）鉗耳，歷史上西羌姓氏， 其先姓王，后改姓鉗耳，為羌中強族。（《魏書•王遇傳》） 屈男：富縣羊泉鄉有曲男村，曲男疑為屈男之訛。屈男，西羌部族，以部族為姓氏。《廣韻．物韻》：“屈，拗曲，又復姓有屈男氏。區勿切。”
當然以其他少數民族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如：
乞佛： 洛川縣朱牛鄉有上乞佛村、下乞佛村，“上”、“下”為漢語方位詞； “乞佛”為歷史上鮮卑族姓氏。北魏有并州刺史乞佛成龍（《魏書．文成帝紀》）。 “西秦乞伏國仁，本隴西鮮卑乞佛部酋帥，因以為姓。”（《通志•氏族略》）乞伏亦作乞佛、乞扶（《中國姓氏集》）。鮮卑族，在兩晉南北朝時有慕容、乞伏、禿發、 拓跋等部先后在今華北、西北地區建立政權，漸與漢族及其他民族相融合。新編《洛川縣志》載：”北魏以至北周，洛川亦為鮮卑族統治，其部族聚居村落為數甚多，今朱牛鄉有乞佛村，是乞弗（亦作乞伏）之訛。”
哪合：富縣吉子現鄉有哪哈塬，哪哈疑為哪合之訛，哪合，原為女真族姓氏。
丘林：宜川縣有秋林鄉，秋林是鄉人民政府駐地。秋林疑為丘林之訛。 丘林，匈奴族姓氏。《后漢書•匈奴傳》：“單于姓虛連 ，異姓有呼衍（呼延）氏、 丘林氏……”《姓氏急就篇》：“丘林，匈奴姓。”
赫連：宜川縣有赫列畔，赫列疑為赫連之訛。赫連，匈奴族姓。《夏錄》 ：“其先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后。劉淵之族，姓鐵弗。勃勃稱王于朔方，國號夏，改姓赫連氏。”
舍利：延長縣七里村鄉，有舍利莊。舍利，以部落名為姓氏。“北番酋帥舍利部大人，因氏焉。”《通志•姓氏略》
呼延：延長羅子山鄉有呼延村。呼延，匈奴姓。“匈奴四族有呼衍氏，入中國改為呼延氏。”（《元和姓纂》）
二、陜北地名與陜北古代軍事史
陜北自秦漢以來就是邊關重地，軍事要沖，也是農業定居民族與游牧民族相互爭奪的要地。歷代統治者為了經略這塊地區，曾付出了很多代價，耗費了的大量人力，財力。在陜北的地名中，包含有古代軍事方面的許多因素，既可以看出古代在軍事防御方面的布局，又可以發現陜北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征。
這類地名有三種情況。一是含有“條，鋪，驛”的地名。秦時，曾修秦直道。“道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史記》）“道廣五十丈，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書•賈山傳》）魏晉時，匈奴人赫連勃勃起曾命人修補秦直道靖邊至鹿州一段道路，以利進軍。“圣人道，在軍（即保安軍，今志丹縣）城東七里，從蕃部末都家族來，經軍界一百五里，入敷政縣界（今甘泉縣），即赫連勃勃起自夏臺入長安時，平山谷開此道。土人呼為圣人道。”（《太平寰宇記》）今俗稱“圣人條”。現安塞、甘泉等縣帶有“條”的地名，如安條新勝條何條周條圣人條等實際上就是秦直道的遺跡走向。陜北地名中含有"鋪、驛"的地名不少沿現西包公路沿線的延安、子長、清澗、綏德、米脂都有十里鋪二十里鋪三十里鋪等地名也有張村驛(富縣)甘谷驛(延安)文安驛(延川)石咀驛(清澗)等這些都是古代郵驛制度的遺痕。郵驛制度從秦漢就設置漢代的“傳置”，唐宋的“館驛”，宋元的“驛站”，到了明代陜北郵驛制度更為發達。按明制，主要交通線上每６０里設驛站，每１０里設鋪，有的地方還設遞運所。明代在今陜西境內共設有驛站４７處，其中延安一府即占有１９處，占總數的４０％左右，而延綏鎮屬的塘鋪等軍用機構還不在內。可見當時烽燧遍地，驛鋪相望，通訊、交通網絡十分發達。
二是含有“墻，城，堡，寨”的地名，可以看出古代軍事防御體系的布局設置。地名中的“墻”即指長城。吳旗人把長城叫“邊墻”，吳旗有頭道墻，二道墻，三道墻，府谷有墻頭。陜北境內戰國時，秦就修筑了長城。秦始皇統一是中國后在這些長城的基礎上建成了規模浩大的防御工程＿＿“萬里長城”。明代為防“套寇”，又四次整修長城。明成化年間延綏巡撫余子俊監修長城，到弘治年間延綏巡撫文貴又在余子俊所修長城外再筑一道邊墻，后者名曰“大邊”，前者為“二邊”。今所謂頭道墻，二道墻即指這兩條長城，三道墻則是秦長城遺址。
地名中含有“城，堡，寨”的地名，可以上溯到宋代。宋時為防御西夏，在沿邊地帶擇沖要之處建立一系列城，寨，營，堡組成防御體系。如“保安軍，有寨二：德靖，順寧；堡一：園林；城一：金湯城”（《宋史•地理志》）。明初仍沿襲宋時的防御體系，后多次整修長城，并沿邊修設城堡。如１５４３年—１５４８年，長城改建，加固以后，沿線共設城堡３４座。因此，陜北地名中有鐵邊城，五谷城（吳旗），朱官寨（佳縣），新寨（吳旗），太和寨（神木），高家堡，欄桿堡（神木）響水堡（宜川）等。這些地名中有些是宋代設立的，如太和寨就是宋元筑三年（公元１０９９年）修筑的。而今陜北長城遺址沿線的安邊堡，新城堡，龍州堡，波羅堡，響水堡，歸德堡，雙山堡，解家堡，漁河堡，永興堡等（據１９５８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都為明代設置。如龍州堡為明成化五年（公元１４６９年）所筑，漁河堡，歸德堡為明成化十一年（公元１４７５年）修筑。從這些流傳至今的地名中可以了解古代軍事防御體系的布局情況。
三是含有“安，寧”的地名，反映了陜北人民厭惡戰爭，祈求安寧的心理。從秦統一六國到清宣統退位，兩千多年中，陜北人民面臨的兩大災難就是饑荒和戰爭，戰爭年年有，如北宋王朝從創立到滅亡，與黨項羌的西夏政權打了近２００年的仗。戰爭使得陜北人民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承受著繁重的徭役，他們渴望安居樂業的生活。陜北歷史地名中，僅宋代含“安”的地名就有延安，保安，安塞，安定，安邊，龍安，招安，萬安；含有“寧”的地名有：順寧，撫寧，懷寧，晉寧等。在今地名中，延安，安塞，安定，安邊，招安，順寧等地名仍沿用下來。
三、陜北地名與宗教文化
陜北是各種文化的交匯點，宗教文化也不例外。宗教文化的滲透流傳，現在遍布陜北各地的佛，道教石窟就是明證。這些石窟，多為宋元時開鑿，最早的宜君福地石窟開鑿于西魏文帝元寶矩大統元年（公元５３５年）。秦王李世民北征突厥，曾憩于直羅鎮云蘿寺（故址在今富縣城西），這都說明宗教在陜北的流傳時間是比較早的。陜北地名中也能看出宗教流布的情況。其一，陜北許多地名的來歷與宗教有關。如富縣原名鹿阝縣，因鹿阝疇（古代祭天的地方）而得名。安塞縣真武洞，因道教中真武祖師廟而得名。黃龍小寺莊，因宋時佛教寺院圣壽寺而得名。延安市石佛溝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其二，從地名可以看出佛、道二教在陜北流布較廣。屬佛教的地名有：金明寺、大佛寺（佳縣）、寺灣（子長）、眼岔寺（延川）、元龍寺（延安），小寺莊（宜君）等；屬于道教的地名有：三皇廟（佳縣、橫山）、老君殿（子洲）、真武洞（安塞）。其三，從地名可以看出陜北宗教文化兼收并蓄的特點，除佛、道兩大宗教外，陜北民間信仰較為繁雜，天旱祈雨求龍王，生兒育女求娘娘（觀音菩薩），山有山神廟，河有河神廟，樹有神樹塔。這從遍布陜北各地的“廟溝、廟灣、廟岔、廟焉”等地名中可以得到證實。如神樹塔、神樹溝（神木）龍王廟（府谷）、海則廟（府谷）、長官廟（吳旗）、老爺廟（定邊）。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海則廟，前面指出“海子”為蒙語。從這命名上也可以看出兩種文化的融合。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陜北文化，陜北地名中蘊含的文化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探尋陜北地名的文化內涵，既可以體察陜北文化獨特的個性，又可為我們繼承文化遣產提供可資借鑒的依據。
本文撰寫過程中引用了恩師劉育林先生的文章，特此致謝！ |
